人类精神在希腊的进步(2)

    毕达哥拉斯通过自己的思考发现了——或者是从埃及的或印度的祭司那里接受了——天体的真实布局和宇宙的真正体系;他把它教给了希腊人。然而这一体系是大违反感官的验证。太违背流俗的观念了,以致于人们可能赖以建立真理的那些薄弱的证据不能够吸引人们的精神。它始终埋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内部,并随着这个学派而被人遗忘了,直到16世纪末才又有赖于确切的证据而重新出现,这时候它就战胜了感官的抗拒以及更为有力而又更加危险的迷信的偏见。

    这一毕达哥拉斯学派主要地是在大希腊传播,它造就出了立法者和无畏的人权保卫者;它遭受着暴君的压迫。其中有一个暴君在他们的学园里烧死了毕达哥拉斯派;这无疑成为了一个充分的理由:目的并不是要背弃哲学,也不是要放弃人民的事业,而是要停止使用一个已经变得太危险的名称,并且避免只会有助于唤起自由与理性的敌人们的愤怒的那些形式。

     一切良好的哲学的首要基础之一,就是要对每种科学都形成一种严谨而精确的语言,其中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一种十分确定、十分明晰的观念,并以严格的分析而能够很好地确定、很好地明确各种观念。

     希腊人却相反地在滥用日常语言的各种弊端,以便玩弄字词的意义、以便在可悲的模棱两可之中困搅人类的精神,并以同一个符号接连不断地表示不同的观念来迷惑人们的精神。可是,这种诡辩却也赋予了人类的精神以一种精致性,同时它又耗尽了他们的力量来反对虚幻的难题。于是,这种字词哲学,在填补人类的理性似乎要在超乎自己力量之上的某种障碍面前止步的那种空隙的时候,决不会当下就有助于它的进步,而是它在为此做着准备;并且我们还会有机会再来重复这种看法。

     正是使自己纠缠于种种或许是永远不可解决的问题,使自己被对象的重要性或宏伟性所诱惑,而没有梦想到我们是否有办法可以达到那一步;正是在收集到事实之前就要建立理论,在我们还不懂得观察宇宙的时候就要构造宇宙;——正是这种(尽管是很可原谅的)错误,从它最初的一步起就阻碍了哲学的进程。所以苏格拉底在与智者派做斗争时,在嘲笑他们虚饰的诡辩时,就号召希腊人要把在天上消失了的那种哲学最后召回到地上来;他既不鄙视天文学,又不鄙视几何学,也不鄙视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他也没有那种幼稚而错误的观念,要把人类精神归结为仅仅是研究道德而已;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他的学派和他的弟子们,数理科学才取得了它们的进步;我们在喜剧中看到的对他进行的嘲笑和带有大量讥讽的谴责,都是在谴责他们攻读几何学、研究气象、探索地图、观察聚光镜,而他那个时代却由于一种可惊的纯朴性,只根据阿里斯托芬的一篇笑剧就把最遥远的东西传给了我们。

    苏格拉底只是想告诫人们,要把自己限于自然界置诸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的东西;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确有把握,然后再去尝试新的一步;要研究自己周围的领域,然后再冒险去把自己投入未知的领域。

    苏格拉底之死是人类史上一桩重大的事件;它成为标志着哲学与迷信之间的那场战争的第一次罪行;那场战争仍在我们中间继续着,那是同一个哲学在反对人道的压迫者的战争,而焚烧一座毕达哥拉斯派的学园就标志着那个时代。这类战争的历史会成为人类史表中有待于我们继续去探索的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祭司们怀着阴郁的心情看到:人类在努力完善自己的理性和追索根本的原因时,认识到了祭司们的教条的全部荒谬、他们那些仪式的全部夸诞、他们的神谕和他们的奇迹的全部欺诈。他们害怕哲学家向与他们的学派频繁接触的学生们揭穿这个秘密;害怕它从哲学家们那里传给所有要想获得权威和威信而不得不赋予自己的精神以某些文化的人们;而且害怕这样一来,祭司的帝国就会很快地缩减到那类最粗鄙的人民,而且那类人本身也将以不再受蒙骗而告结束。

    虚伪受到了震惊之后,就赶忙控诉哲学家们不敬神,为的是使哲学家们没有时间可以教导人民说,这些神原来都是他们祭司的制造品。哲学家们要躲避这种迫害,就按祭司们自身的先例而采取了一种两面派的学说的办法,仅只是向经过考验了的弟子们传授倘若过分公开便会刺伤流俗的偏见的那些见解。

    但是祭司们却向人民提出,哪怕是最简单的物理的真理也是亵读神明。他们控诉阿那克萨哥拉居然胆敢说,太阳比伯罗奔尼撒更大。

    苏格拉底也未能逃脱他们的打击。雅典已经不再有伯里克利来保卫天才和德行了。何况,苏格拉底更加是罪责难逃。他仇恨智者们,他要把错误的哲学引回到更有用的目标的那种热忱,就向祭司们宣告了只有真理才是他的研究的鹊的;而且他并不是要强使人们采纳一种新体系,强使别人的想象屈服于他自己的想象,而是要教导人们去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而所有这些罪行,却正是祭司们的骄妄所最不懂得加以宽恕的。

    就在苏格拉底坟墓的脚下,柏拉图宣讲着他从自己老师那里所接受的教诲。

    他那迷人的文风、他那光辉的想象、那些开心的或是庄严的提纲挚领的表述、那些机智而尖锐的情趣——这些在他的《对话录》里就把哲学讨论的枯燥无味一扫而空;他懂得在那里面传布温和纯净的道德箴言,他善于安排他的人物行动并使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特性。所有这些优美都是时间和见解上的革命所不能抹杀的,然而它们无疑地也就恩准了那些经常地构成他著作的基础的哲学梦和那种对字汇的滥用,而这正是他的老师屡次谴责于智者派的,苏格拉底并未能保护他这位最伟大的弟子免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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