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士团体与政府之间的、在每个国家的教士团体与整个教会的领袖之间的争执中，那些具有更正直的精神、更诚恳和更高尚的性格的人，就在为着俗人的事业而反对教士的事业、为着民族的教土团体的事业而反对外国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们抨击那些滥用权力和篡夺权力，他们力图揭穿它们的根源。这种坚韧性在我们今天看来只不过是奴隶式的怯懦而已；我们看到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去证明简单的良知就会懂得的东西，会感到可笑；然而这些真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这些人以一种独立的灵魂在追求着它们，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保卫它们；并且正是由于他们，人类的理性才开始想起了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
在国王和领主之间所发生的争端之中，国王们是用赋予特权或者是恢复某些人以人的天然权利来确保自己能得到大城市的支持的；他们谋求以身份解放的办法来增多享受公共体的权利的人数，正是这些恢复了自由的人们才感到，通过研究法律。通过研究历史而获得一种机智利权威意见来帮助他们抗衡封建暴政的军事力量是何等之重要。
皇帝与教皇的竞争妨碍了意大利统一于一个主人之下，这里保存着有为数众多的独立社会。在小国家里，人们就需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说服力，运用谈判就像是使用军队一样地司空见惯；而且既然那种政治战争是以见解的战争为原则的，既然意大利从来都未曾全然丧失过研究的兴趣，所以她对欧洲就成为了启蒙的一个发源地，尽管还很微弱，但她却允诺了要迅速地增长。
最后，宗教的激情引导着西方人去征服据说是被基督之死及其奇迹所神圣化了的地方。在这场狂乱使得领主们衰弱和贫困化而有利于自由的同时，它也扩大了欧洲各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关系；阿拉伯人与西班牙的基督教徒的混合已经形成的联系，又被与比萨、与热内亚、与威尼斯的贸易而得以巩固。人们学习阿拉伯语，人们阅读他们的著作，人们学会了他们一部分的发明；而且如果说人们根本没有超出阿拉伯人所留下来的科学的水平之上的话，人们至少是有雄心壮志和要和他们媲美。
［这种为了迷信而发动的战争，转而有助于摧毁迷信。有许多种宗教并存的景象，终于在有良知的人们的身上激起了他们对于反抗邪恶或人类的情欲是同样地无能为力的各种信仰，变得同样地漠不关心；激起了他们对那些宗派信徒对于互相矛盾的见解之同样真诚的、同样固执己见的迷恋，同样地加以鄙视。〕
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些共和国，其中有一些是模仿希腊共和国的形式，而另一些则力图调和臣服民族的奴役状态和主人民族的民主的自由和平等。在北方，德国的某些城市获得了几乎完全的独立，并以他们自己的法律进行治理。在瑞士的某些部分，人民已经打碎了封建制的枷锁以及皇权的枷锁。在几乎所有的大国里，我们都看到诞生了不完备的宪法，其中税收权和制订新法律之权有时候是在国王、贵族、教士和人民之间划分，有时候则是在国王、公侯与公社之间划分；那里的人民没有脱离屈辱状态，但至少有了一个免遭压迫的蔽护所；在那里，真正构成国家的人号称有权保卫自己的利益，并有权被那些规定着他们命运的人所理解。在英国，有一部被国王和显贵们庄严宣誓的著名法案保障了公候的权利和平民的某些权利。
其他的民族、省分、甚至于城市，也都赢得了类似的宪章，但不那么有名，维护得也不那么好。它们就是权利宣言——今天己被所有启蒙了的人都认为是自由的基础——的起源；而这种观念是古人所从不曾想象过、也不可能想象的；因为家庭奴隶制糟踏了他们的宪法，因为在他们那里，公民权是世袭的或是由志愿的抚养关系所赐与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自己提高到能认识那些权利乃是人类所固有的。并且是完全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的。
（在法国、在英国、在某些其他的大国，人民看来是想要保持自己真正的权利的；但是他们更多地却是被压迫感所蒙蔽而不是被理性所启蒙；而他们努力的唯一结果便是由更野蛮的复仇所补充的暴力，和继之以灾难更大的掠夺。〕
[ 然而，在英国人那里，改革者威克里夫的原则已经成为他的某些弟子们所领导的运动的主题之一，它预告了后来在更为启蒙的世纪里，人民在其他改革家之下所要做出的更加连续不断的和组织得更好的企图。]
查土丁尼法典手稿的发现，复活了法学研究和立法研究，并使得法学不那么野蛮，甚至于还使得不情愿屈服于它的人民懂得从中得到好处。
比萨、热内亚、佛罗伦萨、威尼斯、比利时的各城市和德国的一些自由城市的贸易，遍及地中海、波罗的海和欧洲大洋的海岸。他们的经纪人远到埃及的各港口并到黑海的极端去寻觅勒凡特的珍贵商品。
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