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产生了一种思想自由，但井非是对所有的人，而只是对基督徒；并且如果我们把法国除外，那么今天就唯有基督徒到处有着这种自由。
但是那种不宽容就迫使人类的理性去探索那些早已为人遗忘了的权利，或者说那些从来就未曾很好地为人理解过、也未曾为人所阐明过的权利。
有些慷慨志士激愤于看到人民被国工们、迷信的奴隶们或教会的政客们一直压迫到人民良心神龛的深处，终于竟敢要检查他们权力的基础；并且向人民揭示了这一伟大的真理：即他们的自由乃是一项不可转让的财富，根本就不存在有任何可以袒护暴政的规定、任何可能把一个民族和一个家族无可更改地绑在一起的约定；而所有的行政官，不管他们的头衔、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是什么，都是人民的公务员而不是他们的主人；人民保留从他们那里撤回惟有人民自己才能授予权威的权力，无论是当他们滥用权威的时候，还是甚至当人民不再认为保留他们的权威对自己的利益有用的时候；最后，人民还有惩治他们以及撤销他们的权利。
阿尔图修斯、郎盖以及后来的尼德汉、哈林顿等人所大胆宣扬并生气勃勃加以发挥的那些见解便是如此。
他们在向自己的时代致敬时，往往过分依赖文献，依赖权威，依赖前例；于是我们便看到，他们的见解更多地是有负于他们精神的高尚和他们性格的力量，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秩序的真正原则的确切分析。
同时，另有一些更谨小慎微的哲学家们则让自己满足于在人民与君主之间建立一种权利与义务二者间的确切的相互关系、一种维持约定的平等责任。人们很可以废黜或者惩处一个世袭的首长，但只能是在他破坏了那个神圣的契约的时候，而这一契约并不因此就不对他的家庭继续存在了。这一学说抛弃了天赋权利（droit naturel），使一切都回到了人为权利（droitpositif），它得到了法学家和神学家的支持；它更有利于当权者的利益和野心家的谋划；它打击的主要是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们而非权力本身。从而它几乎普遍地被政论家们所遵循，并被采用作为革命和政治争端的根据。
［历史向我们表明，在这个时代很少有朝着自由的真正进步，但在政府中却有了更多的秩序和更大的力量，而在各个民族中间则对自己的权利也有了一种更强烈的，尤其是更正当的感情。法律被更好地编订出来，它们看来往往更不像是环境的与心血来潮的飘忽不定的产物；它们是由学者们所制订的，假如说它们还不是由哲学家们所制订的话。]
激发了意大利各共和国、英国和法国的那些群众运动和革命，当然要吸引哲学家们注意到政治这一部分的内容，其中包括观察与预见宪法、法律政治体制对人民的自由、对繁荣、对国家的力量、对保存自己的独立和自己的政府形式所可能起的作用。有些人，如摩尔和霍布斯，就模仿着柏拉图，要从某些普遍的原则中推导出一整套社会秩序的方案，并提出一种人们的实践必然会不断在趋近着的模型。另有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就从深入地考察历史事实之中寻找规律，人们按照这种规律就可以自诩能掌握未来。
（经济科学还不存在；君主们并不计算人口的数目而只计算兵士的数目；财政则只不过是掠夺人民而又不把他们推向造反的那种艺术而已；政府都不关心商业，除了是以征税来勒索它，以特权来妨害它，或者是争夺对商业的垄断权。〕
欧洲各国所关心的乃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以及它们认为是彼此相反的利益，它们感到有需要承认它们之间有某些规则，这些规则即使是独立于条约之外，也会主宰着它们之间和平的关系；而另一些规则则即使是在战争中也是要受到尊重的，它们可以缓解残暴，减少洗劫并且至少是预防无益的祸害。
因而就有了一种国际法（droit des gens）的科学；但不幸的是，人们并不是在理性和自然——它们是各族独立的人民所能承认的唯一权威——之中，而是在既定的习惯之中、在古人的意见之中，去寻找这些有关各个国家的法律，人们更关心的倒不是人权、对个人的正义，而是各个政府的野心、虚骄和贪欲。
因此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道德学家在追问人心、分析人的能力和情操，为的是要从中发现人性、人的责任的起源，规则和对它的认可。然而他们却懂得使用经院哲学的全部玄妙，要对其合法性显得不确定的各种行为来找出无辜由此而告终、罪恶则自此而开始的那条精确界限；要决定是哪种权威才在实践上具有足以论证某种这类可疑的行为的必要分量；要时而是根据类型和品种，时而是按它们相应的重量来有系统地区分各类罪恶；而尤其是要能很好地分辨那类罪恶，其中任何一条都足以得到永恒的天惩。
毫无疑义，有关道德的科学还不可能存在，因为教士们享有解释它们和判断它们的独占的特权。然而正是这些既可笑而又丑恶的玄妙，却引导人们要去研究并且有助于他们去认识各种行为以及它们的动机的道德性的程度、义务的等级和限度、当它们看来互相冲突时人们所应该据之以做出抉择的那些原则：就正如研究一架偶然落到了一位巧匠手里的粗糙的机器，往往会使他得以制造出来一架更完美的而真正有用的新机器来。
［宗教改革由于取消了忏悔、赎罪、僧侣和教士独身制，从而净化了道德的原则，并且甚至于减少了那些接受宗教改革的国家中的风尚的腐化程度。它使得他们免除了教会的赎罪制（它是对罪行的危险的鼓励）和宗教的独身制（它是一切德行的破坏者，因为它是家庭美德的敌人）。〕
这个时代要比任何其他时代都更加浸透了巨大的邪恶。它是宗教大屠杀的时代，是神圣的宗教战争的时代，是新大陆人口绝灭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