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在意大利培育得不很成功，然而并没有退化；而人们在法语中所做出的进步，却使它配得上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全欧洲的普遍语言的那份荣誉。
在高乃依、拉辛和伏尔泰的手里，悲剧艺术由于连续不断的进步而上升到了前所未知的完美境地。喜剧艺术则有赖于莫里哀而更加迅猛地达到了一种任何国家都还未能达到的高度。
在这个时代的开始，在英国，并且在与我们更为接近的时期是在德国，语言是完善化了。诗的艺术、散文写作的艺术已经服从于（但不像在法国那么驯服地）应该是指导着它们的那些理性的和自然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对于所有的语言和所有的民族都是同等地真确，尽管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人能够懂得它们，并把自己提高到那种正当的而又确切的趣味的高度，——它们不外就是主宰着索福克里斯和维吉尔的篇章以及蒲伯和伏尔泰的篇章的那些同样规则的情操而已，它们教导了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法国人去感受同样的美并反抗同样的丑。
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是什么东西促进了或者推迟了这些艺术的进步的，是什么原因使得各个不同国度里的不同类型的诗歌或散文著作达到了如此之不平衡的完美状态的，以及这些普遍的规则怎样能够甚至在不损害构成为其基础的那些原则的同时，被风尚、被享受这些艺术品的人的意见以及被它们的不同类型所注定要采用的做法的性质本身所规范着。所以，例如，整天在一所不大的厅堂里在为数不多的观众面前所背诵的悲剧，和在一个巨大的剧场里在隆重的节日邀请所有的人来歌唱的悲剧，二者就不可能有同样的实用规则。我们将要力图证明，趣味的各种规则也具有同样的普遍性、同样的永久性，但也要接受同样的那种修正，正如道德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其他规律一样，——当必须把它们应用于一种通常艺术的直接实践的时候。
我们将要表明，印刷术怎样繁衍并传播了目的在于供公众朗读或背诵的那些著作，它们所流通的读者的数目要比听者的数目大得无可比拟；我们将要表明，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中所采取的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是怎样地由它们的成员从讲授中所接受的教育而决定的，那是由古代人和近代人之间的说服艺术的规则不同所得出的结果，这些不同类似于它所应产生的效果与它所运用的手法之间的不同；最后，我们将要表明，即使是在古人也把自己限于阅读作品的那些文学类型之中，例如历史或哲学，印刷术的发明使人更能投身于展开细节的那种便利，又是怎样地也应该影响到这些规则本身。
哲学和科学的进步扩大和促进了文学的进步，而文学的进步又有助于使学习科学更加容易，使哲学更加大众化。它们是在互相支持的，尽管无知与愚蠢在努力要把它们分开，使之成为敌人。学术——对人类权威的顺从、对古老事物的尊敬，似乎注定了是要使学术维护有害的偏见那一方的——居然有助于推翻它们，是因为科学和哲学已经带给了它一束更为健全的批判火炬。学术已经懂得了衡量各种权威并进行比较，它终于使得它们自身都要受到理性的审判。它已经摒弃了种种奇迹、种种荒诞的神话、种种违反或然性的事实；但是在它攻击它们所依恃的那些证据时，它就从此懂得了不管这些证据的力量如何，都要加以摒弃，而只认可那些能够击败非凡事件在物理上和在道德上的不真实性的证据。
这样，所有的人类理解力的活动，不管它们在对象上、在方法上或在它们所需要的精神品质上可能有怎样的不同，却都汇聚成人类理性的进步。事实上，它是属于人类劳动的整个体系的，有如一件制造良好的作品，它的各个部分虽则在方法上迥然有别，却又应当是紧密相联系着的，它们只能形成一个唯一的整体并趋向于一个独一无二的目标。
现在我们就来对人类做一个综览；我们将要表明，所有的科学中对真正方法的发现、它们所包含的各种理论的推广、它们之应用于自然界的一切对象与人类的一切需要、它们之间所建立的交通线路、大量在研究科学的人士们、最后还有印刷术的繁衍，——这些就足以向我们保证，这些科学的任何一种今后都再也不会降回到它们所已达到的那一点以下了。我们将要使人看到，哲学的原理、自由的准则、对真正的人权及其真实利益的认识，都已经在为数非常之多的国家里传播开来并在每个国家里都指导着极大多数启蒙了的人们的见解，以致于我们不必担心会看到它们再度湮没无闻的。
那么，我们还保留有什么可恐惧的呢？——既然我们看到这两种语言乃是传播得最广的语言，也是享有最完整的自由的那两个民族的语言，他们最能认识它的原理；从而就没有任何暴君的联盟、没有任何可能的政治组合，是能够防止这两种语言坚决保卫理性的权利以及自由的权利的。
但是，如果说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们，人类是不会再陷入它那古代的野蛮状态的，如果说这一切都向我们保证不会再有那种怯懦而腐化的体系——它惩罚着人类要永远摇摆于真理和错误之间、自由与奴役之间；那么我们同时却也看到光明还只占领了大地上的一个微小的部分，而真正启蒙了的人数就在大量委身于偏见和无知之中的人们面前消失了。我们看到广大的地区在奴隶制之中呻吟，那许多国家，或是在这里被文明的罪恶所败坏，它那腐化延缓了文明的进程，或是在那里仍然在它那原始时代的幼稚状态之中混日子。我们看到晚近这些时代曾经为人类精神的进步做过许多工作，但是为人类物种的完善化却做得很少；为人们的光荣做得很多，为人类的自由做了一些事，但是为人类的幸福几乎还没有做任何事。在某些点上，我们的眼睛受到辉煌夺目的光明的震眩；但是稠密的阴霾仍然遮蔽着广阔无垠的天际。哲学家的灵魂在少数对象上很欣慰地安息了下来，但是愚蠢、奴隶制、狂妄和野蛮的景象却更加经常地在刺痛着他的灵魂；而人道之友们只能是沉溺于对未来的甜蜜希望之中才品尝到没有杂质的欢乐。
这些便是应该列入人类精神进步史表之内的对象。我们将要在提出它们时，特别力求表明这些进步在人们政治生活的不同时代中对于人们的意见的、对于各个不同国家的广大群众的福祉的全部影响：我们将要力求表明，他们都认识到了哪些真理，他们都弄明白了哪些错误，他们都奠定了哪些有德的习惯，他们的才能都有哪些新的发展曾经在这些才能与他们的需求之间建立了一种更幸福的比例；并且，在一种相反的观点之下，他们又曾经是哪些偏见的奴隶，是哪些宗教的和政治的迷信把他们引到那里的，愚昧无知和专制主义是通过哪些邪恶腐蚀了他们的，暴力或他们自身的堕落又使他们沦于什么样的悲惨境地。
迄今为止，政治史也像哲学史和科学史一样，只不过是某些少数人物的历史；真正构成其为人类的那些人、即几乎全然依恃自己的劳动而生活的广大的家庭却被人遗忘了，甚至于还有从事于公共职业的那类人（他们的活动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社会，他们的任务是教学、是管理、是保卫、是安慰别人），而惟有领袖们才吸引了历史学家的关注。
对个人的历史而言，只要搜集事实就够了，但是人类整体的历史却只能是依靠观察；而且要选择它们、要掌握它们本质的特征，就必须还得有知识；并且要能很好地运用它们，还需要有几乎同样的哲学。
此外，这些观察在这甲都是以通常的事物为对象的，它们触入每个人的眼帘；只要愿意，每个人自己都可以认识它们。于是，几乎所有被人搜集到的观察就都是出自旅行家，就都是由外国人所做出的，因为这些在它们所在的地方都是如此琐碎的事物的，对这些人却成为了好奇心的对象。可是不幸，旅行家们几乎总是不确切的观察者；他们观看对象是太匆忙了，而且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度的偏见在观看的，往往是以他们所游历的国家的人们的眼睛在观看的。他们所请教的只是偶然把他们相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而利害关系、党派精神、民族骄做或情调则几乎总是会左右着这些答案的。
因此，我们可以据之以追踪最为重要的这部分人类历史的，其资料的贫乏就绝不能仅只归咎于历史学家的奴颜婢膝，有如人们很有道理地所谴责于专制君主的御用历史学家们的那样。
我们只能以对法律、对政府与公共经济的实践原则的知识，或以对宗教、对一般偏见的知识来补充其中的缺欠。
事实上，书面上的法律与被人实行的法律、统治者的原则与他们那由被统治者的精神所加以改变的行动方式、由制定体制的人所颁布的体制与被实现了的体制、书本上的宗教与人民中间的宗教、一种偏见表面上的普遍性和它所获得的实践拥护，都可能是如此之不同，以致于其效果绝对不会再符合于那些公开被承认的原因。
正是人类历史这一最朦胧、最被忽视的部分，而且有关的遗物向我们所提供的材料又是如此之稀少，才是我们格外应该加入到这份史表之中的；而且无论我们考虑的是一种发现、一种重要的理论、一种新的法律体系或一场政治革命，我们所关怀的都是要决定它们对于每个社会的大多数那部分人都造成了什么效果；因为哲学的真正对象就在于此，因为这种同样原因的一切中间性的效果都只能看作无非是最后推动那部分真正构成为人类整体的人们的手段而已。
只有达到了整个链锁的这最后一步，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观察（作为由思索而获得的知识）才真正变成为有用的，只有到达了那个终端，人们才能欣赏他们自己对光荣的真正资格，或者能确实欣然享受他们自己理性的进步；只有这时候，人们才能判断人类真正的完善化。
把一切都联系到这样的最后一点的这一观念，乃是被正义和理性所决定的；然而人们或许会倾向于把它看作是纯属幻念；但它却不是幻念，我们这里只要用两个动人的例子就足以证明它了。
拥有最常见的各种消费品——它们以某种程度的丰裕满足了那些胼手胝足在耕耘我们土地的人们的需求，乃是由于得到了科学知识的帮助的长期辛勤劳动的结果；自从那时起，这种拥有就被历史附丽于萨拉米战役的胜利之上，没有这次胜利，东方专制主义的阴影就会威胁着要吞噬整个的大地。水手们正确地观察到了经度才免于海难，他们的生命有赖于一种理论，那通过一连串的真理可以上溯到柏拉图学派所做的发现，但在两千年间却埋没在毫无效用之中。